Werker Collective
藝術、勞動、出版、檔案
與社會變革
採訪: 陳臻 | 文字: Laura Kell | 翻譯: 陳臻
Werker Collective（以下簡稱WC）是一個由馬克·羅伊格·布雷薩（Marc Roig Blesa）和羅吉爾·德爾福斯（Rogier Delfos）於 2009 年在阿姆斯特丹創立的藝術組合。他們的藝術實踐包含裝置藝術、表演、影像、聲音、紡織印刷、數位出版等，並以出版社的身份發布了十期名為《WERKER MAGAZINE》的刊物。他們也和社區合作，組織讀書會、電影俱樂部、Podcast和出版工作坊等活動。對於他們來說，WC 是「在勞動、生態女性主義和 LGBTQ+ 運動的交集上運作，實踐對日常生活中各種視覺影像的批判，分析在不同政治背景下哪些內容會被看見、而哪些內容則經常被隱藏或消音」。WC的創作靈感來自於 1920 年代歐洲工人攝影協會發起的自我組織激進攝影實踐，而他們的目標是創建一個跨界且跨國的工作網絡，他們不僅和研究人員、博物館和檔案機構合作。還透過與學生、文化工作者、自組織的家庭工作者工會、無證移民的共同創作，關心包含反迫遷運動、女性主義團體、LGBTQ+ 社群以及不同精神和身體狀態光譜上的族群。
自 2009 年馬克和羅吉爾開始合作開始，馬克已經積累了數百件的檔案物件，現在，在他們阿姆斯特丹的 Nieuwmarkt 社區的工作室中，收藏了與自組織、勞動相關的檔案文獻，累積超過 3000 件攝影集、書籍、海報、宣傳單、電影、紡織品和其他周邊物件，這些檔案是來自書店、二手市場及他們廣大的合作網絡。對他們而言，檔案室是社區行動與創造替代性歷史的空間，通過分析可見與不可見的政治，探討在不同政治制度和社會系統下哪些內容能夠被展示，哪些則被隱藏。對於WC來說，重新整合檔案材料使其能夠生產出新的意義，而這樣的工作方法使用在印刷出版上是最適合不過了，他們並沒有將出版品當作表達自我觀點的工具，而是將其視為一個提問，讓讀者在閱讀過程中能夠自行探索和補充。
Werker 將出版作為一種研究如何「用影像書寫」的方式——即影像充當文本的功能，反之亦然。他們偏好出版印刷物，而非數位出版，是因為實體的出版物能夠創造一個社交空間：讓知識能在閱讀過程中被創造並且共享。他們認為實體出版物是在地化且以社區為基礎的，這些出版物被設計為可以方便攜帶，並且讓讀者能夠運用身體去和出版品互動。他們許多出版物的尺寸比一般讀本要大，例如《Werker 2 - 年輕工人的姿勢歷史》（2023），其尺寸為 22 公分寬、32公分長。當材料的大小不同時，身體與之互動的方式也有所差異——攤開大尺寸的材料就像是一場表演，邀請讀者共同閱覽。探討身體如何面對或觀看檔案影像，也是 Werker 的核心問題之一。
當這類作品以展覽形式呈現時，例如在俄羅斯葉卡捷琳堡舉辦的第五屆當代藝術工業雙年展上，展覽設置成迷宮般的設計，以強調從不同角度和方向觀看影像的可能性，既是視覺上的，也意識形態上的多重解讀。
↑ A Gestural History of the Young Worker, Installation view. In the framework of General Idea: Retrospective. Gropius Bau. Berlin, 2023.
如果說出版是他們啟動檔案的主要方式之一，那麼其他方式還包括讀書會、小組討論、教學，以及讓外部人員使用他們的檔案，所有這些作法都是為了創造一個社區空間，鼓勵讀者行動起來。WC目前在荷蘭的里特菲爾德學院（Gerrit Rietveld Academie）教授集體設計實踐，指導學生如何作為一個團體進行自我組織、處理個體與群體之間的張力、如何定位自己作為藝術家的聲音、辨識主流敘事，並創造對抗性敘事——他們認為這些都是藝術研究的基礎方法。
他們還在其他計畫中與學生合作，例如 2015 年的「年輕工人的相機」計畫。他們將傳統膠片相機寄送給多個國家的學生社群，相機背面貼著標籤，指導學生拍攝自己與工作的日常關係。隨後，他們開設了一場工作坊，讓學生為這些照片添加標題，並將其分成不同的視覺類別，從而創造了一個自我發聲與互相聆聽的替代空間。
工作坊和讀書會是 Werker 實踐的一個常見方法——例如在 2022 年的 Rijksakademie 開放工作室中，裝置作品《業餘檔案：關於酷兒再生》則是透過讀書會啟動了這份檔案，邀請人們自由地朗讀或表演這些材料，讓檔案以任何他們想要的方式展現。這些項目的魅力在於方法與組織方式非常簡單，可以在其他地方重複實行。WC認為，創建可跨時間、空間的方法是他們工作的重要部分，他們所做的就是「創造學習方法來質疑知識」。
↑ Amator Archives: On Queer Reproduction at Rijks OPEN 2022, Reading Rehearsal.
這反映出一個更大的共享與生產知識的理念。WC指出，語言與知識的分配與權力組成以及誰擁有話語權息息相關。正因如此，他們認為藝術並非一種裝飾，而是「重新協商哪些感知形式更具價值以及這些形式如何建構現實」( a renegotiation of which forms of the sensible are valued and how those create reality)。在解釋為何選擇出版作為社會行動的載體時，他們相信改變圖像和文字的生產方式就能進而影響世界，因此他們的終極目標是「分享非壓迫性的語言創造方法」（share methods of non-oppressive forms of creating language together）。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WC目前正在進行的社區雜誌《Nieuwe Nieuwsmarkt》，聚焦於阿姆斯特丹的 Nieuwmarkt 社區，探討當地在住房危機中的抗爭。該雜誌的靈感來源於 1971 年至 1972 年期間由 Nieuwmarkt 行動小組發行的小報《Nieuwsmarkt》，這個小報的發行是為了抗議市政府計劃拆除 Nieuwmarkt 和 Lastage 社區以修建高速公路和地鐵線的決定。
《 Nieuwsmarkt 》 1975。
《Nieuwe Nieuwsmarkt》則是從歷史當中抽取線索：其視覺風格借鑒了 1970 至 1980 年代於倫敦發行的雙月攝影雜誌《Camerawork》，該雜誌推廣人道主義、社會主義和行動主義攝影。《Nieuwe Nieuwsmarkt》將歷史時刻與當代事件聯繫起來，創造跨代的連結。例如，首期內容包括由設計師 Experimental Jetset 設計的折疊海報，展示了由前 Provo 成員 Rob Stolk 拍攝的 8 張聯絡表，Stolk 曾是 Nieuwmarkt 行動小組的活躍成員之一，負責印刷 1970 年代《Nieuwsmarkt》小報。此外，雜誌還收錄了由 Spookstad 編寫的佔屋手冊和來自阿姆斯特丹市民的住房危機聲明。
WC 認為，控制語言分配的人同時掌握著人們如何使用城市的權力。這種透過印刷和自我組織的語言，正是在 1970 和 1980 年代幫助阿姆斯特丹的市民創造出新的聲音，倡導將住房視為一項權利而非特權，並最終推動政策制定者啟動和維護社會住宅計畫。首期雜誌中的一篇文章聚焦於「版權共享」而非「版權所有」的概念，從而反思我們如何分配和分享內容。Werker 的反資本主義觀點還體現在他們對「作者身份」的態度上，他們認為「作者身份」是一種私有化且過度神聖化的資本主義概念，遵循著「界定自有」的邏輯，作者身份應該是無足輕重的，我們應該在反主流媒體和社區運動的（再）創作中，重新塑造文化。在勞工運動中，重點在於傳達訊息，而非美化其背後的作者。50 年前，印刷物和大眾出版物曾是佔屋運動的重要催化劑，Werker 的這本新的半年刊雜誌（第二和第三期計劃分別討論身體政治和生態問題）正是試圖重新介紹這個概念。
想象一個人人負擔得起的城市願景，從內而外激發出相互支持的能量。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創建了一本社區雜誌，並以「激進定價」7歐元發售，這個價格僅僅覆蓋印刷成本。此外，雜誌也會寄送至當地圖書館和社區中心，供民眾免費取閱，進一步推動社會正義。而他們之所以選擇低價而非完全免費，是出於 WC 對免費分發紙製品的倫理考量：免費分發可能會改變讀者的參與態度，降低對這份印刷品的責任感，進而增加隨意丟棄的風險。
此外，該雜誌的一部分資金（主要來自社區支持，例如阿姆斯特丹的無政府主義女權組織的補助）專門用於支付所有為雜誌貢獻的工作者。在藝術實踐中，Werker 深入探討勞動的意義，認為未付酬勞或酬勞不足的勞動實質上是對勞動的消解，甚至可視為一種隱性的暴力行為。身處藝術家和教師等職業不穩定的群體中，Werker 著力肯定文化工作的價值，並主張若無法為每一位參與者提供合理補償，則不應該進行這個計畫。
2020年，於阿姆斯特丹的 Rijksakademie van Beeldende Kunsten 駐村期間，他們創建了「藝術工作者權益」（Art Workers’ Rights, AWR）平台。這個平台的誕生源於駐村藝術家與學院工作者之間的一系列對話，這些對話聚焦於藝術工作對藝術家及文化工作者在情感和身心健康上的影響。通過公開徵集，他們收集了十二條留言，並將這些留言與 Werker 檔案中關於藝術工作者自我組織的三十份文件結合，最終設計並聯合製作了四幅橫幅。橫幅以參與者收集的鐵氧化物墨水和洋蔥皮染成黃色，並共同印刷於纖維材質上。
AWR 是一個在線檔案庫，接受任何人在網站上提交的數位留言，並作為自出版工具，提供給文化工作者使用，無論是在在地運動還是擴展共享網絡的過程中。
Werker 在其事實宣言《Yes With Us, Never About Us: Art/Workers, Solidarity And Privilege》（2021）中表達了這些理想，主張藝術家應在經濟系統中得到專業尊重，並警示將藝術家和工人對立區分的危險性和適得其反的結果。對於當前的社會環境而言，最重要的是共同性。他們認為，對抗壓迫性霸權的團結，需要通過合作的教育實踐和政治行動來實現，從而創造出一種共同的革命語言。同樣地，社會變革的實現仰賴知識工作者和體力勞動者的協作，而這種團結跨越了彼此的差異。差異反而成為集體鬥爭的動力來源——不同的立場、個體性和脆弱性正是建立真正團結的基礎。
WC 致力於創造團結的空間，並將「來自與其他受苦群體交叉點的話語」納入他們的實踐，包括女性、種族化身體、移民工人和家務工作者等不同群體。在他們的藝術實踐中，再生產（reproduction）是一個核心概念。其中一個面向是重視關懷與維護，優先於增長與生產；另一個則是從反資本主義的角度重新理解這一概念。他們的目標是推動「一個尊重生命而非剝削生命的社會」的形成。這一理念也體現了 Werker 作為酷兒集體的定位——他們探索能夠營造關懷和歸屬感的酷兒再生產形式，並追求以反資本主義的方式轉變社會對再生產的理解。對他們來說，檔案的再生產及其相關對話也是一種關懷行為，他們將檔案視為一個超越新自由主義超個人主義價值觀、追求社區和團結的社會再生產空間。
此外，Werker 對實體檔案的承載方式也極為重視。檔案的架子、盒子和陶瓷書架均由 Marc 和 Rogier 在 Rijksakademie 製作，體現了對可持續材料的考量，進一步深化了他們在實踐中的環保與社會責任理念。
這種實踐是激進社會參與藝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WC 將藝術視為一種生成、動員和再生產知識的工具，用來推動一種彼此關懷的社會狀態。在他們的實踐中，關注的往往是那些被資本主義社會忽視的個體，因此，他們致力於創造「拒斥資本主義與白人父權的反文化」，支持非順應身體的表達。
Werker 的反文化探索有兩個層面。一方面，揭示家庭工作者、醫療保健和教育從業者以及自由文化工作者之間的平行處境——這些群體都面臨收入不穩、行業私有化、無退休保障、高房租、無薪實習和加班等問題。另一方面，針對被歷史抹去的邊緣化身體，Werker 在反檔案工作中努力將這些群體重新呈現出來。透過動員和培養激進的共生關係，以及對日常生活的批判性影像研究，Werker 正在重新解構新自由主義文化敘事，並積極構建新的關懷網絡。
本文章由台灣國家文藝基金會 現象書寫計畫贊助
